张舜徽先生对中国文献学的几点主要贡献

张舜徽先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确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他在理论上构建了文献学的完整的学科体系，使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，立于学术研究之列。

张舜徽先生一生治学范围十分广博，在文史哲各学术领域均有创见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，贯穿始终的一个研究领域，即是文献学研究，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。对中国文献学的发展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他把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提了出来，并构建了它的学科体系，标志着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正式诞生。

中国历史文献整理源远流长。无论是从孔子整理其时代的文献，得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，或是刘向、刘歆整理文献得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等。各个历史时期，无论是政府组织的，还是私人进行的历史文献整理，几乎从未间断。大批历史文献经过整理，便利了人们的阅读和利用，并在整理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方法。然而作为一门有系统理论的学科，中国历史文献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。古代整理历史文献的知识都归入校雠学或其他学科里面，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文献学。

20世纪初，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说：“明清之交各大师，大率都重视史学——或广义的史学，即文献学。”梁启超的这一观点，代表了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，即文献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基础。所做的工作是校勘注释、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等，为各学科提供材料。但还不是一门学科，只能谓之广义的史学，或是史学的基础。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中国学术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，张舜徽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丰收期。他的许多文献学观点都已成熟。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“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”，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。1980年，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，他随之被评为全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1982年，张先生在《中国文献学》一书中对文献学的概念、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明确的叙述。并构建了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完整的学科体系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。使文献学可以作为一门学科完整的建立起来，立于学术研究之列。作为替中国文献学建立“规范”的代表人物，张舜徽先生是当之无愧的。

明确了文献学的含义，准确地界定了文献学的研究范围

张先生认为我们不应该抛弃文献的本义而加入别的内容。指出“文献”既是一个旧名词，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。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，便不应该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。把历史古迹、古物、模型、绘画等，概称为历史文献，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。和“文献”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。至于地下发现的远古人的头盖骨或牙齿，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；在某一墓葬中出土的没有文字的陶器、铜器、漆器等实物，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。这些和文献学是有区别的。他把有没有文字记载作为区别是不是古代文献的重要标志，应该是非常正确的。廓清了对文献概念的种种误解，对文献的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。特别是把古迹等从文献中剔除出去，使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更清楚，对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。

明确了文献学的具体工作和基本的工作要求和任务

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，它是由一系列的基础知识所构成的。张先生提出：“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，而有从事于研究、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。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。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。”传统的文献学正是在综合校雠、版本、目录诸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基于这种认识，张先生明确提出来文献学的基本要求；就是“继承过去校雠家们的方法和经验，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展了的图书、资料（包括甲骨、金石、竹简、帛书等），进行整理、编纂、注释，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、系统化；古奥的文字通俗化、明朗化。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条别源流，甄论得失，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，节省时间，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，作出有益的贡献。”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。文献学要为文献整理提供系统的、科学的理论指导。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对象，整理的内容和方法以及文献整理的历史。过去虽然没有文献学这一说，但中国历史上对文献的整理源远流长，文献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，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也很丰富。

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主要包括版本、校勘、目录。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包括抄写、注释、翻译、考证、辩伪、辑佚。古人通过做这些工作，一方面方便人们对古代文献的利用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启迪、发现，得出许多新的成果。更进一步发展了文献学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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