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无用之书方为大用

近日，王恩哥校长在参加北大“教授茶座”时，鼓励北大学生多学些“没用”的东西。此次谈话在北大学子的微信圈热传。日前我国著名哲学家张汝伦在“文汇讲堂”讲哲学的意义时，也是从读无用之书说起的。哲学及人文学科被忽视，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哲学和人文学科不实用，所以愿意主动选读文史哲的人少了。

《新周刊》专门做过一期“做点无用的事”这样的专题，其实，对于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，大家是有共识的。正如《新周刊》的编辑们所说，做点跟升官、发财、成名没关系的事，做点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关的事。看来，所谓有用就是能够给个人带来物质和功名实惠，而无用则主要指的是精神与情感上的收获。直白了说，所谓“有用”就三个词：金钱、权利、名誉。除此之外，统统归为“无用”。

有人说，中国父母是天底下最势利的家长，最介意孩子是否读了无用的书，耽误了宝贵的备考时间。所以中国学生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高考书，或一心只读专业书，再或者一心只读就业书。因此，一般中国家长给孩子提出的希望是考取名校，选个实惠的专业，最好是将来能有个体面的职业。前不久，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副校长柯杨，在“两会”上说，有家长把孩子送到北大时这样说，让你读北大不是为日后挣8000元工资，而是希望你当省部级官员。听了这样的话，柯杨不无忧虑地指出，这不是正确的教育观，即使是北大也不可能给学生带来“即刻的成功”。

这些年成功一词的含义早就发生了异化。成功不再是以大众的福祉，为社会做出的奉献，以及公共担当等公民精神，而是以个人或家庭的实惠为标准，变成了赤裸裸的功名利禄。拼命学习备考就是为了考取名校，考取名校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，这样才算是成功。报考公务员不是出于对事业的渴望或是理想的向往，而是出于其有稳定的安全感，有让人羡慕的权力感以及不可言传的灰色收入。这样的价值取向，正在向教育界渗透，这股社会思潮正在影响着在校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个人志向，以至于开始向基础教育领域蔓延。笔者时常能目睹或耳闻相关事例就发生在校园日常生活当中。只要看看校园里充满功利色彩的高三备考标语、口号就可窥见一斑，而这正是当下校园主流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
日前，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的新著《瞭望新轴心时代：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》一书，在分析了当前大学生精神信仰状况后，不无忧虑地指出，在北大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，出现了两个问题，“一是追求金钱，二是追求权力”。在他看来，北大有些人对清华很羡慕，那是因为清华仕途比较好。早两年，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就曾指出，北大等一些高校正在批量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为人自负、自私自利。

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：拿学位必须读书，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。这其中的距离，何止十万八千里。1917年，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，开学演讲时，专门谈这个问题，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，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。第二年开学，蔡先生再次强调：“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，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，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。”陈教授指出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由旧中国建成了新中国，改革开放也过去了30多年，可是现在看来，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，成为“贩卖知识之所”的大学，以及视大学为“养成资格之所”的学生，当今中国，比比皆是。大致感觉是，今日中国，“博士”吃香，但“读书人”落寞。所谓“手不释卷”，变得很不合时宜了。

大学校园里孳生这种功利主义、物质主义、拜金主义以及官本位文化，除了社会诱惑外。主要还是因为许多大学不再以育人为目的，而是以就业和文凭为导向，严重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培养。其表现之一就是大学校园读书气氛不浓，尽管一些高校出台了这样那样的措施，鼓励学生读书，可都有点变相强迫的意思。就像通过按手印的办法逼迫学生参加晨跑，或者点名督促学生课堂考勤等一样，收效甚微。老师或学生还是自觉不自觉地，将注意力从读无用的书，转移到读有用的书上来。

中学同样如此。南师大附中是一所全国著名重点高中，每年有数十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。可是就是这所名校，钱理群教授给同学们讲鲁迅，却遭遇学生吐槽：“教授你讲的内容与高考无关。”笔者所在的学校虽比不上南师大附中名气那么大，但也算是一所名校，重本率接近70%。可是学校老师普遍反映，上课时，教学内容只要稍微偏离教材，偏离考试大纲范围，学生立即会做出各种不屑的反应，认为老师是在教他们读无用的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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