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史|沈从文和他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

在时代的剧变中，他自觉而明智地告别文学，把自己整个交付给时代的一个“冷”地方——历史博物馆，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服饰。

他大抵是最早关注这一领域的人。他敏锐地发现，中国古代服饰是座“富矿”，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和实用价值。当他发现日本学者已经占了先机时，深感耻辱，发愿要写一部中国古代服装史。

他没有想到，这本开创性巨著，像个软木塞，要在时代的波涛上颠簸那么久；要在神秘的历史辗盘里经受那么严酷的磨砺。

周恩来总理安排任务

在历史博物馆，沈从文被认为是“反动作家”，因此，他不仅得不到重视，反而常常受到侮辱和作践，甚至被公然“训斥”，说他“不务正业”“不安心学习工作”“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”。在很长时间里，他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。

在“反右”后的一份检查中，他表达了想“集中精力摸摸丝绸，扎实搞几年服装史”的愿望。1959年7月，他在给大哥沈云麓信中提到，他希望“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，好供全国使用”。翌年，他又给大哥写信说，“近日正在草拟个服装史的计划”。这表明，这项工作，沈从文正式着手开始了。

1978年冬，沈从文在北京友谊宾馆为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补充定稿

在此前后，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《中国服饰资料》目录，用到六七百种图像和石刻；还撰写了《从文物中所见古代服装材料和其他生活点点滴滴》《古人的穿衣打扮》《假若我们再演〈屈原〉——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服装道具如何古为今用》等文章。

那时，领导人出访，甚至是周恩来总理，所带礼品书也只是小小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这与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太不相称了。1963年冬季，周恩来与文化部领导谈起这件事，说常见人家有服装史、服装博物馆，我们能不能编一本历代服装图录送人。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回答说，沈从文正在研究。

至此，这项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折。历史博物馆建立起领导协调体制，调配美术组多人给沈从文做助手，另有相关人员配合。1964年初，这项工作全面展开，计划赶在当年10月前出版《中国服饰资料》，以此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。

工作极端紧张。沈从文每天写六千字，并适当引申文献，综合分析比证，做出简洁的说明。当时，他高血压和心脏病都很严重。但他已有大量积累，领导为了赶任务也“要求不多”，他很快完成了任务。当年7月，康生题了书名《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》（简称《服饰》），郭沫若作了序，沈从文写了《后记》，出版社打出十部样稿送审。

历史博物馆组织了三人小组对样稿进行修改，但事实上只有沈从文能掌握轻重分寸。此时，社会上正在讨论毛泽东关于“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统治舞台”的批示，沈从文敏感地觉察到风暴正在酝酿，“老担心将来出乱子”，甚至在心里“早把出版理想放弃了”。1965年9月，在给参加“四清”的张兆和的信中，他设想干脆把研究文字全部删去，只出个图录……

在惊魂不定中

念念不忘“服饰研究”

风暴如期袭来，沈从文立即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屡被批斗。

如此情势，《服饰》根本无法出版。出版社将稿子和图版装麻袋后拟作废品处理。沈从文的同事李之檀等得到消息后赶紧抢救回来。1969年11月1日，抄去的照片、文稿、记事本被发回，《服饰》也在其中。这使沈从文看到了一丝希望。

1969年9月，张兆和下放到湖北咸宁“五七干校”，不久，历史博物馆领导找沈从文谈话，动员他下放。11月16日，沈从文致信馆中领导，希望领导不要让他离开北京，让他继续研究服饰，而这更有意义。但没有用。

11月18日，历史博物馆决定让沈从文等老弱病十八人下放“五七干校”，月底前离京。沈从文心中很乱，两夜未睡。11月22日，他在给小儿子沈虎雏的信中说：“一桌文稿，看来十分难过，虽允为好好保存，但我大致已无可望有机会再来清理这一切了。比较难过，即近廿年搞的东西，等于一下完事，事实上有许多部分是年轻人廿卅（二十、三十）年也搞不上去的，也可能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人搞了。”

沈从文和张兆和在湖北咸宁“五七干校”

11月30日，沈从文由大儿子沈龙朱陪同登上南下火车。到目的地后，他又“折腾了约四个小时”，才勉强安顿下来。

在咸宁“五七干校”两年多的时间里，沈从文的住处迁移了六处，这使他惊魂不定。当地潮湿多雨，他的住所房顶有窟窿，大雨过后，房内成了河，蟋蟀、青蛙、锦纹蛇的鸣叫声，“与窗外田蛙相呼应”，“形成一生少经的崭新环境”。他庆幸自己未开箱抄写《服饰》，否则“可就糟了”。

文章来源：《文史哲》 网址: http://www.wszqk.cn/zonghexinwen/2021/0316/485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