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大93岁赵洪太教授口述：回忆《文史哲》杂志创

文|张洪刚

赵洪太，1929年4月生，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并留校任教，是《文史哲》创办时期唯一的学生编委。在《文史哲》创办70周年之际，笔者专访了93岁的山东大学赵洪太教授，听他回忆亲历《文史哲》杂志的创办过程。

赵洪太教授

创办之初几无经费

1950年读大学前,我就读遍了青岛各图书馆、文化馆的哲学书籍。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是我的最爱。出于对马列哲学的浓厚兴趣，考虑到学习俄语方便读原著，1950年8月，我考入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学习。我入学以后，在山大“身兼五职”——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、外文系系务委员会委员、系学生会副主席、系图书馆管理员、俄文班班长。每周三、周六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，华岗校长负责给学生讲政治大课，每礼拜一次。

和华校长接触比较多是因为那会儿我非常喜欢哲学。我曾经翻译过一篇文章，是苏联的党报《真理报》上发表的一篇专论，翻译完成后，我投稿并发表在了《文艺报》。后来我还翻译苏联的哲学杂志，正值《文史哲》杂志创刊，我就给《文史哲》投稿。那时华岗是山大校长兼《文史哲》的社长，他对我的稿件评价颇高，便时常让我帮《文史哲》校对、审稿。

当时《文史哲》接到译稿最多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，笔名叫日知，他那篇关于恩格斯《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》的译稿，就是我负责审校的。这样一来，华校长就把我留在《文史哲》了。我当时负责《文史哲》译稿的审改工作。担任这项工作，没有任何报酬。忙不过来时，还由历史系勤工俭学的学生张泰兴帮助，他念译文，我看原文，边看边改，改过后，他负责抄清，交编辑部刊出。编辑部召开会议时，陆侃如先生也来。在文学院院务会议和杂志编辑部会议上，作为唯一的学生编委，我是最年轻的，常发言，跟陆先生等老教授就比较熟悉了。我在《文史哲》负责译稿审改工作，一直到1958年。1958年10月3日，这份同仁刊物，在学校迁移到济南以后，成为了学校主管的刊物。

《文史哲》开会的那间房子很小，只能放一张长的阅览桌，因为没有固定编制，所以每次开会只有十来个人，华校长很忙，但基本上每次开会他都在场。华校长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，是他作报告时从来不需要提前备稿，他有抽烟的习惯，经常想到什么事就把烟盒掏出来，把外面的皮撕下来，在上面简单地列一下提纲。他上台做报告经常拿这么个纸片，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。之后他会根据报告会的记录稿，整理并发表在《文史哲》杂志或者《山东大学报》上。

《文史哲》杂志的社长是华岗，副社长是陆侃如、吴富恒，主编是杨向奎，秘书是殷焕先、孙思白、卢振华等。那时没有明确的编辑职务名称，编辑工作由文学院相关教师分担，到时参加编辑部的会议。

这个杂志，是杨向奎一手操办起来的。起初，山大只有中文系和外文系，还没有历史系，只有一个“历史语言研究所”，杨向奎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及历史语言所的所长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中文系分为中文和历史两系，杨向奎就当了历史系的系主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杨向奎提出，他愿意组织和发起一个刊物，大家都同意，杂志名就叫《文史哲》，向学校汇报时华校长很赞同。与现在外语系《英语教学丛刊》之类的杂志不同，《文史哲》当时是同仁杂志，因为行政上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。

《文史哲》头两年非常困难，因为没有经费，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都是无偿的，但是排版、印刷、付外稿的稿费都需要钱，因此很难维持。怎么办？大概在1951年底、1952年初，大家想了个主意，说是写报告给青岛市委宣传部，当时青岛市委比较照顾，就给拨了一千万。不过那时候的一千万跟现在不一样，当时的一万块钱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块钱，一千万也就是一千块钱。之后大家又给山东省委写了报告，省委听说青岛市委给了一千万之后，也给了一千万。有了这两笔钱，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了，《文史哲》也就办起来了。

当时杂志的很多杂事是两个工友在负责，一个工人是庄云虔，前些年刚去世，他负责跑腿儿，比如跑印刷厂之类的；还有个工人叫王绍先，负责收发稿子、发稿费等。《文史哲》一开始办双月刊，后来又办月刊，都是根据经济状况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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